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李文璇 李家澍
编者按:近来,山东考古再迎严重发现,坐落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揭开奥秘面纱,被确以为一处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、4000多年城建史、近3000年城市史的重要遗址。东安古城是怎么发现的?它为前史上的多少“未解之谜”供给了答案?记者采访了东安古城首要发现和研讨者、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任相宏,并前往东安古城现场一探终究。
关于东安古城的研讨,有助于破解许多前史上的谜题。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提出,东安古城即商代的“八大国都”之一——奄。这一推论可谓“惊天动地”,在此之前,奄地坐落山东曲阜曾是史学界的干流观念。
东安古城出土的策柄。李家澍 摄
11月8日,记者在淄博市沂源县博物馆看到了东安古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铜铙、弓形器和铜策,它们是东安乡民1984年6月收麦时意外发现的。其间,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呈现的打击乐器之一,迄今为止均见于商末高档贵族墓葬中,放眼山东全省仅见三组;弓形器两头有铃,摇之有声,被大都学者以为是车马器。
东安古城出土的兽面纹铜铙。李家澍 摄
“能在商代驾乘马车,足见此人的显赫方位,且东安古城发现了嵌有绿松石的弓形器,这样精巧的器物更非一般人所能具有。”任相宏说,这批青铜器的时代归于商代晚期,其标准之高,可与商都殷墟出土的器物比美,这足可证明东安古城是商代的重要城市。
东安古城出土的弓形器。李家澍 摄
那么,东安古城终究是商代的哪座城呢?商代城市本不多见,学者们依据考古头绪,将目光投向了商代的第五个国都——商奄或许商盖。
据相关文献记载,奄国是商朝的方国。古本《竹书编年》中说,商王南庚、阳甲曾建都于奄,后来盘庚才将国都迁到殷(今河南安阳),自此奄成为商王朝重要的东方陪都,奄国也常被称作“商奄”。
那商奄和商盖又是什么联系?其实是一回事,商奄便是商盖。商人自称商盖,而商奄则是一种侮辱性称号。
据济南市嬴秦文明研讨院副院长徐祥法考证,商代没有奄地、奄国、奄族之说,其地名、国名或族名为“盖”。直到周践奄之后,才有了“奄”。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岳在《奄国的来历和迁徙》一文中指出,“因为周灭奄,俘奄人之健壮男人,去其睾丸,不令生育,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,故叫宦官,故奄又通阉……”
商代城市示意图。图片来自网络
春秋战国时期,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,鲁国人所著的《左传》《尚书序》等皆称商盖为商奄,对其有敌视、鄙视的意味。而宋国的《墨子》、韩国的《韩非子》以及楚人的《清华简·系年》之所以皆以“商盖”相等,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前史上没有利害冲突,是以中立方位视之。
重要典籍有的称奄,有的称盖,致使后世文献多呈现奄、盖混用现象,而且奄字也就有了“掩盖”的意义,现代汉语中的“掩盖”一词或即来历于此。
那么,商奄或许商盖终究在哪儿?这个问题自魏晋今后便议论纷纷无所适从,首要分为两派。一是魏晋期经学家杜预为代表的“曲阜派”,一是以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为代表的“曲阜之东北”派。
阅历近两千年的争议之后,现代考古学总算为两派做出了裁判:考古工作人员一直未在曲阜找到任何与商奄有关的遗址遗物,却在“曲阜之东北”找到了十分“硬”的依据——“盖侯马久”铁印。
东安古城出土的“盖侯马久”铁印。李家澍 摄
任相宏以为,从时刻上看,“盖侯马久”铁印应为西汉盖侯王信时期的烙马印,出土文物和前史文献彼此印证,能够确认“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,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,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”无疑。
正像今日东安古城所在地“东安村”的村名来自于魏晋至隋代时期的东安郡,“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,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”所说到的“盖”也不是横空出世的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研讨员徐龙国表明,地名往往有沿用的特色,尽管“盖侯马久”烙马印是汉代的,但根本能够由此确认东安古城便是商代的“盖国”所在地。
已然能确认东安古城便是商代的“盖国”,而“商盖便是商奄”在学术界已无争议,那么东安古城便是商奄的推论应该问题不大了。
“考古学家就像侦察相同,既要重依据,又要从开掘现场和文献典籍中找到它们的内涵联系,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,只要这样才干挨近前史的本相。”任相宏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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